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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学者陈宏谋认为，“天良”是值得珍视的古代遗产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。但他对这一遗产的未来感到担忧，担心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吸引力和意义。因此，他采取了诸多努力，旨在使人们重新认识到“天良”的价值和重要性，并避免它被忽视。

然而，陈宏谋在“人情”观念的推崇上有着与众不同的立场。在他的时代，鲜有人像他一样如此热衷于探讨“情”或“人情”这一问题。陈宏谋对于这一概念的关注，主要是试图将其内涵缩小，因为当时“人情”这一词语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。为了自己的道德与政治目的，陈宏谋捍卫并修正了这一概念，努力让它更符合他所倡导的价值观。

“情”或“人情”这一概念的争论是清代早期特有的文化现象，而陈宏谋正是这场争论的重要参与者，显示出他深深植根于清代早期的思想潮流中。“情”一词自古便存在，其在《易经》中便被广泛使用，涵盖了“环境”、“真诚”、“现实”、“喜爱”、“欲望”等多重含义。在古代经典文本中，“情”往往被缩写为“七情”，指的是人类的七种基本情感，如喜、惧、怒等。“人情”一词则经常与“情”同义，或被简化为“情”，在《礼记》中，它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纽带。

到了帝制后期，“人情”的含义已经超出了原本的家庭情感，拓展到“同感”、“相互责任”、“爱情”、“赏识”以及“舆论”等多重社会情感的范畴。明末到清中期，这两个词语的语义经历了剧烈的演变，并引发了诸多的文化争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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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的理学传统，尤其是儒家学者如程颐和朱熹，对“情”的看法则与此有所不同。宋代学者并没有否定人类的情感，但他们更倾向于将情与理、人性分开，认为情感是人的欲望和堕落的源泉。程颐曾写道：“心本善，发于思则有善有不善。若既发，则可谓之情，不可谓之心。” 朱熹则认为，性是所有人共有的，理是性的一部分，而情则是根据个人性格而异，与理的本质有所区别。理学传统的这种情理二分法，强调了情感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负面影响，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影响了儒家思想。

然而，到了近现代，尤其是在明末清初，这种二元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“情”的概念在当时的文化中逐渐取得了积极的意义。例如，《牡丹亭》中“情”被描绘为对抗并超越“理”的力量，而“理”则代表着守旧的道德规范。随着新儒学思想家如何心隐、李贽等人的崛起，情感逐渐获得了新的文化地位，尤其是在平民文化和大众出版物中，“情”被广泛流行，甚至形成了一种几乎膜拜的状态。

这一时期的小说、诗集，尤其是由女性诗人主导的作品中，“情”成为了浪漫爱情和强烈情感的核心主题。正如明末诗人陈子龙所言：“情是生命的全部！”他将理想化的爱情与忠诚于国家的情感相联系，强调情感中的美德与忠诚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，陈宏谋将“情”和“人情”作为自己思想的中心，始终坚持“情”和“理”并非对立，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。他认为，情和理应当合而为一，二者应当相互作用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。

陈宏谋的思想不但在理论上呼吁情与理的统一，实际上在他个人的行为和公共政策中，情和理也始终密切结合。他常用“合情合理”、“通情达理”等表达，强调情感与理性应当并行。与程朱理学的严苛二分法不同，陈宏谋认为“情”和“理”是一体两面的，必须兼顾。陈的观点显然与当时流行的“情理二分”观念相左，但他并未直接批评宋代的学者，而是视自己为程朱理学的继承者，并表示他的立场是对经典传统的传承。

陈宏谋的“人情”观念反映了他对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的深刻理解。他认为，只有尊重和理解人情，社会才能真正和谐运转。例如，他强调，国家的政策必须与人情相契合，任何违反人情的政策都会遭到民众的反感，并且难以实施。陈特别指出，国家政策应当以民众的情感为基础，尊重民众的自然情感和行为规范。

同时，陈宏谋也意识到，尽管理想中的政策和人情应该相辅相成，但现实中，很多政策并没有考虑到人情的因素。比如，社会精英的剥削行为明显违背了人情，却往往未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因此，陈宏谋认为，他的使命之一，就是与这些不合人情的行为作斗争。

在陈宏谋看来，情和人情不仅仅是理性与情感的结合，它们在社会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中。他认为，商人根据市场供需进行交易，既是理性的行为，又体现了情感上的合理性，这种行为在政策的制定中必须得到尊重。

陈宏谋对“情”和“人情”的理解，是将二者看作有着强烈道德意义的力量。他认为，情感不应被压抑，它是自然的，具有固定的运作规则，与理性一样，都是不可亵渎的。在这种框架下，政府政策和个人行为都不应忽视情感因素，因为这不仅关乎社会的道德标准，也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。

此外，陈宏谋也深受明末经世思想家吕坤的影响。他在注释吕坤的作品时，提出了关于人情和自我利益关系的深刻问题。陈认为，虽然“公”与“私”在表面上看似对立，但实际上，人情中既有公共的因素，也有私人的成分。特别是在个体行为中，私情并不应被压制，而应被合理引导和理解。

在实践中，陈宏谋鼓励个人在处理私情时保持同情心，设法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从而实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和谐。总体而言，陈宏谋对社会的信任表现在他坚信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协调，可以在利己与利人之间找到平衡。最后，他回归对社会秩序和传统的信任，引用吕坤关于街道秩序的隐喻，强调在没有法律强制的情况下，社会能够通过自觉遵循自然的秩序和礼仪来维持良好的公共秩序。

总之，陈宏谋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、政策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的观点强调了人情、理性与道德的和谐统一，也为后来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